我院成功举办亚欧贸易圆桌论坛2016年年会
2016-11-07

专家观点摘要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驻世贸组织首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对全球贸易的现状、未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发表了其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仍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同时全球化进程遇阻,呈现出“逆全球化”的趋势,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所发出的负面信号。明年即将在阿根廷召开的第11届部长会议将有望在一些领域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刚刚闭幕的G20杭州峰会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对中国而言,下一步是将会议所形成的指导原则转变为具有约束性的规则。在长期中,应积极探索“区域主义全球化(Multilateralization of Regionalism)”的可能性,抓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推进多边自由化进程。

在关于英国脱欧议题的讨论中,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Shujiro URATA教授认为英国脱欧可能通过英国与欧盟之间贸易壁垒的上升及英镑的贬值对在英日本企业的贸易与投资造成影响。通过对380家日本企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日本企业认为英国脱欧的影响不确定,或预期带来负面的影响;日本企业关心的问题包括英镑贬值、英国法规的变化以及英国对欧盟国家出口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教授立足于他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在讨论了英国脱欧带来的可能影响后,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的见解。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呈现出以3年为一个周期的规律,且中国经济的周期与房地产行业的兴衰有显著的相关性。他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硬着陆的迹象,但中国仍需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潜在增长点,警惕落入与日本失去的十年一样的情况。首尔国立大学教授Taeho BARK认为,英国脱欧对韩国的影响较小,因为韩国与欧盟之间已有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英国的脱欧,韩国将面临和欧盟的重新谈判,但这会是在欧盟解决了自身的内部问题之后。这一再谈判将不会是个容易的过程,结果如何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北京大学余淼杰教授认为,英国脱欧短期内对英国经济有正面的影响,但长期却会对英国有损。短期内,英镑的贬值会促进英国自身的出口,且英国可以独立自主地制定其贸易投资等政策。但在长期中,英国被孤立于欧盟之外,会使得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下降。对中国企业而言,由于欧盟国家的市场难以进入,英国长期以来是中国企业进入欧盟的门户或中介,一旦英国脱欧,势必会造成中国对英国FDI的下降。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教授、高级研究员Kenichi KAWASAKI讨论了英国脱欧后全球形成经济合作协定(EPA)的多种可能情况,利用GTAP对其影响进行了评估。
在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规制一致性议题的讨论中,首尔国立大学访问教授Sebastien Miroudot通过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全球贸易“服务专门化(Servicification)”的情况,分析了当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展,继而提出服务贸易所需的政策。针对当前对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尚未有像对制造业一样清晰的贸易政策议程(如降低中间品贸易壁垒,简化通关和行政程序,提升港口、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Miroudot教授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对于网络服务及其他通过连接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可采取针对网络型行业(包括金融和保险)的政策, 降低第1种/第3种模式的服务贸易壁垒;对于商业服务及其他为客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服务,则需要降低第4种模式的服务贸易壁垒,解决许可和资格要求等问题,并促进数据更为顺畅地进行跨境流动。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KIEP)多边贸易组组长Jong Duk KIM立足于韩国的经济贸易现状,向与会者介绍了韩国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且贸易环境在极速变化的全球局势下,为了确保韩国经济的复苏势头,于2014年2月启动了“经济改革三年计划”,奠定创新型经济基础并实施结构性改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崔凡教授讨论了在国际投资自由化谈判中负面清单的作用,并以中国应对WTO争端诉讼的两个实例,说明充分理解负面清单在投资协定中的作用及中国在投资上的对外承诺十分重要。
在关于电子商务与数字化经济议题的讨论中,阿德莱德大学专业学部部长Christopher Findlay教授以“数字化经济中断”为题,说明数字化经济带来传统商业模式的中断(disruption)以及国际商务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大的提升消费者福利及生产率的空间。同时,他也探讨了经贸数字化发展所涉及四方面问题:一是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二是政策反应倾向保护主义的风险,三是使用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可能造成新的“分化”和缺乏“包容性”,四是生产过程数字化可能造成产业中空(流程化的复杂工序由机器完成,中等技能劳动力被机器替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健教授讨论了跨境电商这商业模式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对全球贸易及政策制定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在中国对外贸易基本零增长的情况下,跨境电商却有平均每年3%的大幅度的增长。这不仅是因为新的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在中国的兴起,同时也反映了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全球贸易。但同时,电商带来的贸易碎片化是监管者的一大难题。王健教授也提出可借鉴国际经验,对低于一定金额的贸易予以免税,以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周念利教授从贸易规模、参与者、贸易构成等方面讨论了互联网对全球贸易带来的影响,说明了理想的数字化贸易体系(DTS)应满足的条件和包含的内容。她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数字化贸易最大的参与者和获益者,是建立这一体系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与美国在数字化服务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关注点,以及不同的建立数字贸易体系的路径,中美两国“亦敌亦友”。最后,她对TPP中关于数字化贸易的规定——“美国模板”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主任Hosuk Lee-Makiyama认为数字贸易壁垒与人均GDP等宏观变量有明显的联系;目前TISA及TTP、TTIP等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参与国在数字贸易壁垒上具有很大的差异;非信息通信技术的服务业也越来越多的受到数字贸易壁垒的影响等。
在关于区域贸易协定、WTO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未来议题的讨论中,韩国大学教授Innwon PARK认为,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进行贸易自由化及WTO在全球层面的努力都未能成功地带来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增长。一个可取的可行方案,是将贸易自由化的驱动力从传统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转变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或提升贸易便利化。首尔国立大学教授Taeho BARK对全球贸易治理的未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讨论了区域贸易协定的现状及影响,并预计未来的全球贸易环境将会有持续的不确定性,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上升。因此,应尽快完成当前进行中的TISA和EGA谈判,敦促进行中的RTA谈判尽快达成协议并实施,降低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将政治领导者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全球贸易问题上十分重要,我们应当不断提醒政治家及领导人贸易可以带来经济与就业的增长,以说服领导人发挥其政治领导力。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EITI)顾问研究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特别顾问Michitaka NAKATOMI回顾了内罗毕会议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以及TPP等巨型区域贸易协定的情况,并探讨了几种可能的新提议,包括基于某一行业或问题的诸边谈判,包含地域更广的巨型区域贸易协定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龙跃教授讨论了从“实用的多边主义(pragmatic multilateralism)”所引出的几个问题。他认为虽然多哈回合十五年谈判无果,但并非一个失败,WTO成员国在这一过程中彼此学习,学习新的议题,有助于推进国内的改革与实践。对多哈回合的评价不应仅看其成果,而要看其实际对国内改革带来的影响。在未来WTO和区域贸易协定可有不同的功能与侧重,WTO谈判可更为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而区域贸易谈判更为侧重微观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两者互相补充,提升WTO的谈判效率。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西亚非洲所所长张建平教授探讨了WTO与巨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关系。他认为TPP等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并不会导致WTO的边缘化。许多国家并未参与到巨型区域贸易协定之中,且仍有许多欠发达国家、伊斯兰国家并未加入WTO,WTO仍有其重要的价值。虽然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巨大导致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但在信息技术协议(ITA)、诸边协议、电子商务等领域,WTO仍可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欧洲大学研究院Hoekman教授基于他关于规制异质性(regulatory heterogeneity)与贸易合作的最新研究,提出全球价值链时代需要监管跨境合作的观点。监管或规制上的差异不仅可能带来生产的低效(增加贸易成本,阻碍规模化生产),而且可能造成负面的监管效果。从贸易的角度,我们不仅需要消除歧视性的贸易壁垒,而且需要降低监管异质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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